诸葛亮少怀大志，自比管仲、乐毅，躬耕陇亩，心怀天下。他对历史、兵法、天文、地理，无不研讨诵习，深得三昧；对汉末割据纷争，群雄并峙的局势，高瞻远瞩，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，经颖川徐庶推荐，刘备三顾茅庐，登门诚心求教。他与刘备论述天下形势。提出占据荆、益2州，安抚西部诸戎，南部夷越，内修明政，外结孙权，共御曹操，以统一天下的战略决策，即著名的《隆中对》。《隆中对》显示了诸葛亮非凡的政治军事才能，使刘备发出“孤之有孔明，犹鱼之有水也”的感慨。从此，他出任军师，以刘备蜀汉政权中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实际决策人物的身份，在汉末三国历史舞台上导演并演出了一幕幕具有传奇色彩的壮剧。

    明正德年间，被封于沂州的泾王朱祜舜又对此寺进行大规模修缮，并铸大批铜佛像及一口大铁钟。此后为纪念王羲之，后人又在普照寺和洗砚池之间增建右军祠。祠堂内立右军坐像，两边各一童子，左抱文房四宝，右抱白鹅；祠院内立一龙凤碑。明崇祯十二年（公元1639年），将原在城南关的忠孝祠移此，建于普照寺的西南。清乾隆二十四年（公元1759年），知州李希贤在右军祠内设立琅琊书院。同治年间，在忠孝祠西又修建了万善庵。昔时，夕阳西下时，苍松古桧，暮蔼朦胧，古城沐于一片灰暗之中，唯普照寺内高耸的大雄宝殿的西山壁上，被夕辉所映射，红光熠辉，光彩夺目，堪称奇观，被誉为“普照夕阳”，列入琅琊八景。千百年来，竭拜书圣故里的游人墨客，吟诗作赋，大加赞赏。明代诗人舒祥，七律《普照夕阳》赞曰：

碧玉楼头日未沉，几家残照半城阴。
斜分宝刹千层影，光灿瑶龛百丈金。
归雁携云投百浦，啼猿迎月上东林。
柴门欲掩诗僧定，坐上闲庭抱膝吟。

    抗日战争前，寺院仍一直保存，为省立第五中学的第三、四院。日军侵占临沂后，古建筑被破坏，古文物遭洗劫，普照寺等名存实亡，仅存的大铁钟毁于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。

    1982年始，政府拨款，对故居分期整修。现故居位于兰山区办事处砚池街中段北侧，为古典园林式建筑。四周青墙环绕。大门南向，前出檐，立明柱4根，门上悬挂“王羲之故居”扁额。入门向北，为洗砚池。池岸砌假山怪石，池畔植垂柳花草。池东西两侧狭窄处各一石桥横跨。池北临畔修砚碑亭，亭内立“晋王右军洗砚处”、“洗砚池”石碑二块，字迹古朴苍劲。亭东临池建厅堂，名晋墨斋，内陈列文房四宝、书、画等。亭西，池中建留香亭，池面曲桥回旋，衔亭接岸。池西，回廊环绕，长百余米，廊壁嵌大理石石碑50余块，系全国著名书法家为故居重建时所题。砚碑亭迤北空旷处日“晒书台”，上有石碑，台北部亦建有厅堂，名书院，内设陈列书圣的碑帖、碑刻、石刻及书法名家的真迹。故居西则的百米长的书法碑廊内，均为当代南北大家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。

    王羲之故居是以陈列书法、绘画作品为主的文化公园。故居内景色宜人，亭榭台阁，溪水吟吟，文竹片片，相得益彰。春夏之际，临台凭眺，故居内亭堂参差错落，花红柳绿，白鹅绿水，池光桥影，环境清幽，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人来此观美景，赏书法，思前贤，心旷神怡，叹为佳景。

    2002年临沂市政府有又重新规划扩建王羲之故居，东至普照街，西到王羲之路，南至砚池街，北到兰山路。

    刘洪于汉桓帝延熹年间（158-166年），“以校尉应太史徵，拜良中”。为官数载，清正廉洁，吏民皆畏而敬之。

    刘洪自幼勤奋好学，具有渊博的知识。由于他是鲁王宗室，所以，年轻时就成为宫廷内臣，这对于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潜心研究天文历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    刘洪的才能，得到朝廷的重视。《后汉书》说，洪善算，当世无偶。因此，在汉灵帝光和年间，由太史蔡邕推荐，被调回京师，专门从事历法研究。在此期间，他除了按照皇帝的旨意参与“考验日月”，审核、课校他人呈报上来的研究成果外，还把多年来研究的成果汇集起来，写成《乾象历》、《七曜术》和《九章算术》等专著。经过精心地研究，他发现当时采用的《四分历》不准确，于是参照历代历法加以演算、改进，创造了我国第一部历法《乾象历》。《乾象历》是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的历法，在推算日食、月食时采用了定朔的方法，测得近月点的长度为27.5508日，白道和黄道约成６度的角，从中找出每天实际运动度数和平均运动度数的差，由此可平朔推求定期。《乾象历》对历代历法的修订产生过极大的影响，为后世所沿用。

    刘洪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和蔡邕一起补续了《汉书.律历记》，其中许多资料被都被后来的<<续汉书.律历记>>所采用。

    珠算，是用算盘进行运算的工具。珠算的发明，使人们的计算能力产生了一次飞跃，“珠算”这个名词，最早见于东汉魏人徐岳所著的《数术记遗》一书。徐岳在书中说：“刘会稽，博学多闻，偏于数学……隶首注术，仍有多种，其一珠算。”徐岳所说的刘会稽就是刘洪。

    有人说，蒙阴是珠算的故乡，刘洪是珠算之父，被尊为“算圣”。珠算是中国五大发明之一。

    天宝年间，平卢、范阳、河东3镇节度使安禄山暗地招兵买马，阴谋叛乱，颜真卿对此有所觉察，积极进行防御准备，调集兵丁，制械存粮。天宝十四年（755）十一月，安禄山在范阳叛乱，河北诸郡连被叛军攻陷，唯独平原城防完备，未被攻破。颜真卿一面招募兵士万余人坚持抗敌；一面同派其外甥卢逖到常山郡，约其堂兄、代理常山太守颜杲卿共同起兵讨伐叛军。河北17郡县云起响应，共推颜真卿为盟主，合兵20万，声威大振，安禄山唯恐后路截断，不敢急进潼关，遂退兵洛阳。唐肃宗至德元年（756年）正月，史思明攻常山郡，颜杲卿率军民奋勇抵抗，苦战6天，城破被执，押送洛阳后被安禄山杀害，杲卿遇难不久，颜真卿率军向西南进攻，攻克魏郡，但由于潼关、长安相继陷落，孤军难守，只好撤出平原，南渡黄河，赴风翔朝见唐肃宗，被封为刑部尚书，后兼任御史大夫。安史之乱平定后，官至吏部尚书、太子太师，封鲁郡开国公，世称“颜鲁公”。唐德宗兴元元年（784年）正月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唐，奸相卢杞欲乘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，便使颜真卿前往劝谕，为李希烈所羁留，是年八月被缢杀于蔡州。

    颜真卿的书法艺术，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他初学褚遂良，后又两度弃官去洛阳从张旭学书，又受姻戚陈郡殷氏影响，他善于吸取各家之长，一变古法，自成一格，其楷书端庄敦厚，气势雄浑；行书遒劲郁勃，圆熟而不媚俗，世称“颜体”，与柳公权并称“颜柳”， 对后来影响很大，受到历代书家称道。唐吕总在《续书评》中称颜真卿书“锋绝剑摧，惊飞逸势。”宋欧阳修在《六一题跋》中云：“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，其端严尊重”。在《集古录》中又说：“斯人忠义出于天性，故其字划刚劲独立，不袭前迹，挺然奇伟，有似其为人。”宋朱长文在《续书断》中赞颜真卿书“点如坠石，划如夏云，钩如屈金，戈如发弩，纵横有象，低昂有态，自羲、献以来，未有如公者也”。明王世贞《兖州山人藁》评颜鲁公书“风棱秀书，精采注射，劲节直气，隐隐笔划间”。传世碑贴有《颜氏家庙碑》、《多宝塔碑》、《颜勤礼碑》、《祭侄季明文稿》、《与郭仆射论座次书稿》等。书论有《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》、《颜鲁公文集》。

    儒家大师荀子

    荀子任兰陵令不久，因遭谗毁去赵国。在赵时，他与临武君在孝成王面前议兵，将天下兵争形势归结为“兵不血刃”、“凝士以礼”及“为义而战”。这种“仁战”的思想因已不合时宜,故连弟子李斯等人都信不过（《荀子议兵》李斯“西欲入秦、辞于荀卿”）。抵秦时，正值庄襄王死（《史记.李斯列传》），时为前247年，荀子尚在赵，居赵已达7年。此后不长时间，在春申君再次固请之下，荀子返楚，复任兰陵令。

    荀子对自然观、认识论、逻辑思想与论理政治思想诸方面的阐述，集中反映于《荀子》一书之中。该书在汉代被抄传者达300余篇，后经刘向校订整理，定为32篇。据唐代杨京考证，32篇中，《大略》、《宥坐》、《子道》、《法行》、《哀公》和《尧问》6篇，系其门人弟子所记。作为战国末期儒家最后一位大师的荀子。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封建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其中有的方面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   荀子墓位于苍山县兰陵镇东南3华里处，墓区占地577平方米，高4米，墓前有清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年）“补建荀子墓碑”和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“楚兰陵令荀卿之墓”碑。据碑文载知，宋徽宗政和年间（1111--1116年）曾修过此墓。

    曾参16岁拜孔子为师，他天资并不聪明。孔子曾说他对事反映迟钝（参也鲁），但由于他刻苦好学，造诣很深，深得孔子的信任。孔子将“中庸”和“为孝”传授给他。他根据孔子的思想，著有《大学》和《孝经》二书，被后世统治者视为儒家经典，曾参也被尊为“宗圣”。《汉书.艺文志》记载《曾子》18篇，已亡佚，西汉人戴德所著《大戴礼记》中记载了曾参的部分言行。曾参传业于孔子之孙子思，子思又传业于孟子，形成著名的“思孟学派”。

    曾子注重言传身教， 严于律已，提出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（《论语.学而》）的修身方法，即每天从3个方面检查自己：帮助别人尽心了没有？和朋友交往是否都守信用了？老师传授的知识温习好了没有？他发现存有不足，便马上加以改正。他强调“慎独”，就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，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。

    曾参是个孝子，他家里很贫穷，宁愿自己挨饿受冻，也设法让父母得以温饱。为照料父母的生活，他拒绝了齐国国君请他去做官的要求。他说：“我曾当过小官吏，俸禄不过钟釜（古代计量单位），我非常高兴的不是俸禄多，而是能够有条件瞻养父母。”他主张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，虔诚的追念祖先，认为父母在世时，应精心的照料，人死后不必厚葬和举行隆重的祭祀，曾参的上述思想，至今仍有积极的意义。其子曾元、曾申、曾华，俱称先贤。